郑永年：为什么说“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”？

近日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，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，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，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。

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？立足“十四五”新起点，中国又该如何把握新机遇，创造发展新红利？

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日前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，作出权威解读。

外企不会主动放弃华市场

首先，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，市场规模巨大、经济潜能依然很大。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、最大的贸易国，拥有全球最庞大的14亿人口，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有4亿人，相当于美国总人口，消费升级势头强烈。中国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。

其次，从国际发展大环境和大趋势来看，世界经济开放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。西方的企业在中国投资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挣钱。资本是逐利的，中国市场的规模已经在逐步接近美国市场的规模。如此大的体量，没有一家企业会主动放弃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。

中国已可主动创造“战略机遇”

根据美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智库统计数据，过去两年有6,000亿美金流入中国。我和美国驻华商会交流，他们没有一个企业想离开或自愿离开中国的。历史上看，是白宫听华尔街的，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。

从国际机遇来说，过去中国是被动地接受了“战略机遇”，即gi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。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，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；就是说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，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“战略机遇”，而不是像从前那样，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。只要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同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，用更大力度的开放，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，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，就能为自己创造更多全球化红利。

疫后“有限全球化”倒逼中国制造升级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中国经济将进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攻关期，如何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，尽快掌握“卡脖子”核心技术，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。他认为，疫后将进入“有限全球化”阶段，从客观上倒逼“中国制造”转型升级、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。这也是新的战略机遇期危中寻机的题中之义。

尽管中国是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，什么都能生产，而且生产量很大，但长期以来产业链偏低端，附加值低，不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，因此地缘政治一旦发生变动，就会受制于人。从现在开始，要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，尽快掌握核心技术，摆脱对外部产业链环节的技术依赖，真正拿出更多整装的“中国制造”产品。

外部压力比内部压力更有效

一个产品99%国产化，但1%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，你还是不行。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，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？我们的飞机发动机是别人的，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，这些东西中国是会做的，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。所以，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。

这次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地缘政治。全球化不会停止，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“超级全球化”渐近尾声，进入“有限全球化”阶段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面临新布局。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把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，或者分散风险，尽量把产业链放在不同国家。从短期看，“有限的全球化”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。但从长期看，中国将从“有限的全球化”中获益：一方面，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；另一方面，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，而且国内市场广阔，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，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。

政府市场协同 扶贫成效显著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8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，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。郑永年表示，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充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作用，在强调社会二次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，这一点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。下一步，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，要控制相对贫困人口。他指出，全球化的过程创造了巨量的财富，但也带来了所有国家财富差异的扩大以及贫困家庭的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这几年民主革命崛起，还有一些欧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。

西方调控经济手段有限

但从中国的经验来说，却恰恰相反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8亿多人口脱贫，正是因为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加入全球化浪潮。为何会出现不同情形，他分析，在欧美国家，资本主导一切，政府没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应起的作用。实际上到现在为止，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仍十分有限，一个是货币政策，一个就是财政政策。

而中国除了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，还有更多的调控手段。而且中国一直在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，这些企业对扶贫大有好处。当一个人失业了，光靠政府二次分配，很难过上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。而通过劳动所得，能够实现社会发展与扶贫的双赢。他认为，要做好扶贫，需要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。市场是做大饼的，政府是分大饼的，光强调政府“分大饼”，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。只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，两条腿走路，双管齐下，扶贫才有希望。

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畅通“内循环”关键

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根基。未来五年，中国需要特别重视培育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，这关乎中国经济扩内需、推动内循环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否成功，也关乎中国能否避免落入泰国、菲律宾、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。

一直以来中国拉动经济靠“三驾马车”，但现在“三驾马车”中，外贸受到疫情巨大冲击，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。要拉动经济，主要靠消费拉动，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，使得消费力得到更大释放。

中国目前有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人口，占总人口比例大约为30%，距离发达经济体还有距离，但也意味着巨大潜力，试想，如果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像美国那样达到50%，那就是有7亿中产，这得造就多大的市场？

未来五年，中国应该通过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保障等手段壮大中等收入群体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尤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确成长很快，但缺乏制度保障。今天的中等收入群体说不定明天变成贫穷阶层，小孩上学变孩奴了，买了房子变房奴，家人得个重病可能倾家荡产，因为没有保障。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，把社会保障做起来。

倡提升“软基建” 加强社会保障

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“软基建”，通过发展医疗、公共卫生、教育、公共住房、医院、老人院、都市停车场等等加强社会保障。不解决“医疗、教育和住房”这三座新大山，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，中等收入群体就没有制度基础，也没法激发消费力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，在未来三五年、十来年很关键。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，就可能做不起来了，因此事不宜迟。